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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储政策变革能否破解收粮之困琉璃繁缕

发布时间:2022-07-21 16:25:15

收储政策“变革”能否破解收粮之困

玉米危急,小麦危急,稻谷危急……

近段时间,粮食人偶尔相聚,某贸易商不禁改编电视剧中的一段场景,对他当前所处的经营困境进行自嘲。

数据显示,2014年全国粮食产量达6.07亿吨,而商品粮数量为3.98亿吨。另据中华粮网供需平衡分析数据,预计2015/16年度全国小麦、稻谷、玉米三大主粮品种年度结余量(新增供应量与消费量之差)约5390万吨。巨大的粮食仓储仓容缺口显现出来。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5年我国夏粮产量再创新高,达到14106.6万吨,同比增加3.3%。

10月8日,国家粮食局发布通知指出,目前我国粮食库存达到新高,各类粮油仓储企业储存的粮食数量之多前所未有,储存在露天和简易存储设施中的国家政策性粮食数量之多也前所未有。粮食主产区仓容不足矛盾突出。

我国粮食安全果真从紧缺危机变成了供应危机吗?我国粮食库存形势果真危如累卵吗?

据某主产省粮食局人士分析说,虽然我国粮食生产已连续10多年增产,当前仓容普遍趋紧,但从长远看,我国粮食供求仍然属于紧平衡的格局,工作不可掉以轻心。

近年来由于种粮成本持续提高,加上国际粮价走低进口冲击加大,部分粮食品种产销价格倒挂,银行银根紧缩,小微企业融资难,部分粮食加工企业停产转型。勉强经营的企业由于利润微薄甚至亏损,收粮积极性降至低点,其既有收储能力没有发挥出来。多种因素导致阶段性仓容紧张,部分地区出现卖粮难,短期内呈现供应严重过剩的表象。

中华粮网易达研究院2015年10月出品的《我国粮食消费结构变化趋势研究报告》显示,2014年我国人均粮食消费量约为461公斤,较2004年的人均377.7公斤增长22%。比如,由于人口的刚性增长,稻谷每年口粮消费量从2007年的3110亿斤增加到2015年的3245亿斤,呈逐年增长态势。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2020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随着GDP的增长,我国居民人均收入将维持继续增长势头。根据世界银行数据,由于粮食消耗与收入密切相关,未来我国的粮食消费量将可能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而继续增加。易达研究院预计2020年我国粮食需求将达到6.7亿吨,2030年将达到7亿吨。

湖南省粮食局副局长石少龙认为,虽然目前我国粮食存在高仓满储的状况,但不能因此得出我国粮食多得过份、可以少种的结论。受宏观经济等多种因素影响,当前我国农村人口口粮消费减少,部分工业用粮有所减少;随着农业种植技术的提高,种子用粮也存在下降趋势。但从长远看,我国自产粮食供求属于紧平衡的格局并未改变,且将长期持续下去。

收储政策变革能否破解收粮之困?政策出台的原因和背景到底是什么?

最近出台的几个政策引起了业内关注:一是2016年小麦最低收购价格与2015年保持一致,再次保持稳定。二是2015年国家临时存储玉米挂牌收购价格(国标三等质量标准)为1元/斤,比去年相比平均降幅为12%。

北京工商大学商业经济研究所所长、我国食品(农产品)安全电子商务研究院院长洪涛教授认为,截至2015年5月底,全国粮企原粮库存同比增加24%,其中小麦库存同比增19%,稻谷增16%,玉米增36%,大豆减17%。综合评估我国粮食属于比较安全状况,但是影响粮食不安全的因素增多。粮食进口和国内粮食库存矛盾不断增大,我国粮食亟待去库存化。

当前国内粮食的价格高于国际市场价格,接近天花板;全球粮食产量创新高、库存量创新高、消费量增速降低、价格增幅降低。与此同时,国内粮食生产存在成本地板问题;粮食补贴接近黄线;过度使用耕地发展粮食生产,带来粮食生态的破坏等。通过价格手段来引导粮食生产、收储和消费是政策出台的题中之义,从长远来看,有利于促进农业产业和粮食生产朝科学、合理、经济、低碳、绿色、环保的方向发展。

易达研究院特聘专家、广东华南粮食交易中心高级经济师胡锋认为,维持或下调三大主粮收购价,是基于客观现实的理性举措。当前,国际粮价显着低于国内粮价,国内仓容告急,库存高企,没有继续提高最低收购价的资本和条件。长期来看,粮价应该交由市场决定,国家不应该直接干预。

胡锋说,大豆、玉米的临时收储政策之所以难以为继,主要是国家以高于市场的价格收进来,同时又不愿意以市场价卖出去,结果连年进多出少,粮食库存越来越高。这才是导致当前高仓满储的直接原因。泰国大米当年也是类似的情况,英拉政府出台的大米典押政策,计划高价收购、高价卖出,结果却是高价收购容易,高价卖就困难重重。大米积压导致没有仓容收购新粮,更重要的是资金不能回笼,泰国政府财政资金吃紧,没有钱来执行原定的收购计划。目前我国大豆、玉米所处的境况还没有到泰国大米那种地步,但是未雨绸缪,及时修整政策,是非常必要的。

国家政策性粮食收储功不可没,粮食市场化改革任重道远

据国家粮食局统计,截至9月30日河北等11个主产区累计收购小麦6630万吨,江西等8个主产区累计收购早籼稻795万吨;江苏等6个主产区累计收购中晚籼稻145万吨,同比增加40万吨。

据中储粮河南分公司总经理韩建峰介绍,截至9月30日托市收购结束,河南省共分5批启动收储库点1371个,收购托市小麦895万吨,占全省夏粮收购比例的46%,占全国小麦托市收购比例的43%,粗略估算可帮助农民直接增收近15亿元。另外,湖南农业大学商学院院长兰勇也称,今年托市收购期间,仅湖南省就收购新早稻243万吨(含中储粮轮换收购新早稻),其中最低价收购143万吨,通过托市直接促进农民增收8.16亿元。兰勇认为最低收购价政策出台以来,对稳定粮食生产、维护市场稳定、保障农民利益发挥了积极作用,政策本身并没有错。

当前,国际国内粮食市场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我国各行各业正在进一步向市场化改革的深水区迈进,对有关政策适当进行调整是与时俱进的表现,尽管要经受短暂的阵痛。

兰勇认为,中储粮作为国家授权的最低收购价和临时收储政策执行主体,会同有关方面积极组织开展政策性粮油收购,有效防止了谷贱伤农,保护了农民种粮积极性,稳定了种粮农民的基本收入。这一政策执行的过程中,中储粮、地方国有粮食部门以及承担政策性收购的相关企业,都是功不可没。

有关资料显示,2005年到2014年的十年间,中储粮累计完成托市和临储粮收购5.6亿吨,政策性销售4.1亿吨。在此期间,国际粮价几次年度波动幅度超过40%,而国内原粮价格涨幅保持年均10%左右的温和水平,成功应对国际粮食危机冲击,促进了我国宏观大局稳定。实践表明,近年来我国的粮食宏观调控政策和具体措施总体是得力的,有效的。兰勇说。

湖南大学科技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所丁军强教授表示,国家建立最低收购价政策本身没有错。欧盟等发达国家也有最低收购价政策,只是其价格不是太高。托市收购政策规定在一定时期内保障新粮收购价格不低于最低收购价,维护种粮农民利益。但三农问题涉及面很广,是个系统工程,不能指望一个托市收购政策或者临储收购政策就能完全解决农民的家庭收入问题。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国家站在全局和长远的角度,根据粮食生产和市场情况,适时对有关政策进行调整,做出上调、下调及维持价格不变的决定,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客观要求。收储政策变革对卖粮难带来了直接影响,但不是根本原因。出现卖粮难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综合的,包括生产、储备、销售,以及经济、社会、消费习惯等多个方面的因素。丁军强说。

年大米加工能力6.5万吨、现有仓容2万吨的湖南君宜生态农业有限公司董事长章云亮说,农民卖粮难的实质不完全是粮食本身的问题,而是我国在解决三农问题时所面临的系列问题之一,因为目前农业仍然是最弱势的行业。由于政策性收购体制单一,不能体现优质优价,导致农民不愿意种市场需要的高端产品。

多年以前出售粮食是农民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现在外出务工工资却成了粮食主产区大部分农村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农村劳动力少,短期回乡收割的村民由于要抓紧返城上班,纷纷急着卖粮、扎堆售粮,也是出现卖粮难的直接原因。章云亮建议国家继续加大对主产区粮食外销的支持力度,对产销衔接、标准制定、物流绿色通道给予更好的支持。

我国自2004年出台最低收购价政策以来,总的来说调动了农民种粮的积极性,但仍存在弊端。石少龙建议,在粮食购销体制方面,目标价格制度在稻谷、小麦这类主要口粮于主产区试点成功之前,国家可以对最低收购价政策进行小改微调,但不宜立马取消。

一位不愿意署名的业内人士表示,2014年中储粮作为国家委托的托市政策执行主体,全年累计组织完成政策性收购近1.25亿吨,按2014年我国全年粮食产量60710万吨计算,全国约20.59%的粮食进了中储粮管理的国家储备库。2000年中储粮成立时的初衷是受国务院委托,具体负责中央储备粮的经营管理,后来又增加了接受国家委托执行政策性粮油购销调存等调控任务这一职能。多年来,中储粮的工作得到了各界的肯定。

现在粮食生产、仓储形势、购销市场都发生了新的变化,建议执行最低收购价等政策性收购时采取分贷分还,各负其责,责权结合的办法,充分调动粮食主产省以及市、县地方政府粮食安全行政首长负责人的积极性,引导有条件的各类粮食企业广泛参与粮食收储和购销。‘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是客观要求,我国粮食宏观调控进一步向市场化迈进的方向是不变的,尽管变革的道路不可能一帆风顺。经历阵痛后的我国粮食市场必将更加充满着生机和希望。这位人士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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